胡信民:揭开中国汽车自主伤疤

“我对中国汽车的感情,不是轻易能说清楚的。”胡信民,一位见证中国汽车成长轨迹的老人,在北京的家中面对记者,发出了这样的感慨。

作为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,胡信民一直充当着汽车产业守护者和产业政策谏言者的角色。也正因为这样的角色定位,这位慈祥和蔼的老人,每每谈起中国汽车的自主缺陷,都豪不留情,直捣病根。在记者看来,这恐怕是“爱之深责之切”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吧。

“1953年,一汽开始建厂,我是最早一批员工之一。1959年,我被调到北京,进入汽车局,常年搞汽车工作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退下来,我还是一直关注汽车的发展。可以说,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汽车。”胡信民说。

二汽的轿车是被“出口导向”耽误的

胡信民回忆,1983年左右,全国掀起“中国要不要发展轿车,怎么发展轿车”的大讨论。那时我国每年进口轿车将近两万辆,大家普遍认为,中国还是需要自己的轿车,不能全靠进口。“1987年,中央一个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开会,姚依林副总理主持会议,会上研究决定,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。”

“那时的政策是,三大集团都可以搞轿车,但类型要错开。上汽要搞普通轿车,就是桑塔纳;一汽要做先导工程,搞高档车,于是一汽引进了奥迪。”胡信民表示。

事实上,二汽的轿车发展是最伤脑筋的。“因为二汽是骨干企业,于是就给它单列了一个方针,要它往下走,实现经济规模,产量要达到30万辆,比上汽和一汽的量都要大。由于没想过国内市场会发展这么快,所以就订了两个方案,一是进口替代,二是出口导向。”

“当时没有人敢想那么多。一直以来,轿车市场都是以公务车为主,人们脑中没有家用轿车的概念。”胡信民表示,后来之所以确定第二个方案,让二汽的轿车以出口为主,主要还是认为国内不需要这么多轿车。“结果我们发现,以出口导向为主,合作对象找不到,没人愿意和你谈。”

由于找不到合作伙伴,二汽的轿车搞得最晚,花的钱最多,浪费的时间最长,二汽就是这样被耽误了。

胡信民表示,明确轿车进入家庭,是在《汽车工业产业政策》颁布的1994年,当时并没有否认“三大三小”,但进入轿车生产的企业却越来越多。

“奇瑞、吉利都是1997年左右进入,他们搞轿车的方法就是买人家的壳。后来做微型车的一些企业,也都开始搞轿车了。事实上,当时政策是松动了的。”胡信民说。

“这里面我有很深的体会,凡是计划经济,我让你搞,不让他搞,最后都没限制住,全破。计划经济主观愿望是好的,害怕浪费,强调计划,但限制力很有限,你说了人家都不听。”胡信民说,在计划经济时代,资金从哪里来?不是中央就是地方,因此中央和地方经常发生矛盾。后来搞股份制,民营企业壮大了,灵活度就比以前高多了。

汽车强国的目标应体现在“十二五”规划中

“中国汽车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是2000年以后,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,基础设施条件也好了,车都能买得起了。3万多元就能买一辆,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。”胡信民认为,中国的汽车发展越来越快,但很多人只盯着年销1000万辆还是1100万辆,很少有人关心汽车大国怎样走向汽车强国。

“现在全世界跨国集团都到中国来了,都在搞本土化。我们的,现在是和全球企业进行竞争。我们的市场有了,但自主性却很少,核心技术也没有掌握多少。”胡信民表示,整车是靠零部件组装起来的,零部件厂和主机厂不一样,有一个宽容政策,它不需要股比50∶50,可以独资办厂。现在跨国零部件企业全来了,可以控股也可以独资,本土化以后,它们的成本也下降了,对中国的零部件企业发展构成了很大威胁。

“这一点,除了我们主观上要重视之外,客观上,政策怎么扶持,都应该考虑到。好比主机厂,我搞整车设计,要把零部件厂拉到一起做开发,我有什么样的要求,由零部件厂来配合,做到同步开发。”胡信民说,如果没有一个培养中国零部件企业的政策,主机厂都去买国外的零部件,那就麻烦了。真正要做大做强,零部件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。

“我们的合资企业也在搞开发,但是离不开人家外方的平台,这不叫自主开发,叫改进开发还差不多。不管你根据本土化做了多少改进,真正要害的核心技术,外方也不会让给你。就算中国汽车产量达到2000万辆、3000万辆,核心技术拿不到,也成就不了一个汽车强国。”

胡信民说,我们的自主企业,可以花钱买品牌,或是找国外的设计公司,我提要求你来设计,设计出来知识产权归我所有。现在很多企业这么干,但核心技术是否真的掌握了?他认为,我国在自主零部件的开发上,应该有相应的鼓励政策,或者联合起来开发关键零部件,由国家投资,一步步提升自主能力。

“现在不是马上要制定‘十二五’规划了吗?能不能把汽车强国的目标,在‘十二五’规划中体现出来呢?我们的核心技术怎么攻,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去引导,都是应该重视的问题。”

中国汽车集团都把自己当成国资委了

“中国人有个特点,宁为鸡口,无为牛后。大家都想当老大,只要重组就是一个吃掉另一个。在我看来,中国汽车企业的兼并重组,只能靠优胜劣汰,不存在强强联合。”胡信民说,在中国,两个企业合并,除了人事安排令人伤脑筋外,最难的就是文化的融合。

“两个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都不一样,你把它合二为一了,谁听谁的?既然是市场经济,就要有个过程,过分勉强弄不好就倒退了。一切由市场来决定,你不行了人家自然就会整合你。”胡信民说。

“大企业集团怎么管理,很值得研究。通用、丰田都是汽车集团,它怎么管理下面的企业,我们出国考察,往往不去研究这个问题。事实上很多跨国集团,产品开发、经营管理都是最集中的。他们的研究机构分了好几层,最上面研究什么,下面研究什么,有一个细致的构成。而我们的集团什么都不操心,就是管权、管人,完全是行政管理。”

胡信民认为,现在中国的汽车集团几乎都变成投资公司了,国有资产归我管,干部由我派,这些都要听我的。但是不管是产品开发,还是经营任务,集团又都不愿意插手。中国的汽车集团更像是一个行政机构。“我们的好多集团把自己当成国资委了,集团下面有100个厂,可这100个厂的经营和我毫无关系,这样的集团能做强吗?”

针对跨国收购,胡信民认为,如果企业实力不够,千万不要盲目收购。上汽收购双龙是个失败的案例,但上汽实力强,受到损失它不在乎,相比而言,力量弱的企业可能一下子就完了。“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认为,有钱就能解决一切,其实不是这么回事,关键看你能不能控制住这个被收购企业,能不能驾驭它。”

“我给中国自主企业的忠告是:一、保证产品质量,别看现在很不错,如果出现大规模的质量问题,一个差错掉下来,就很难爬上去了。二、持续进行技术研发投入,与外方的合作只是一个过渡,最终目的是把核心技术掌握到自己手里。”胡信民如是说。